F村是经济中等发达的一个南方乡村，有人口3000余人。近些年各种纠纷时有发生，当纠纷发生后，村民们都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解决呢?解决的效果如何呢?某媒体采取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调查显示，当纠纷发生后，本村村民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是选择调解，其中找村干部(包括人民调解员)解决纠纷的最多，占60%以上，找乡镇领导调解的占15%，找有威望的人调解的占5%;其次是选择和解，也就是私了，占9%。最后，选择找相关行政部门解决的较少，打官司的更少，几年来，仅有2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村民的叙述中，国家司法机构仍具有重要的位置。“法院”、“打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村民意识到，这些机构“说了算数”。但是，大多数村民对于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很少有村民能指出当地最近的法庭所在地。
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乡没有派出法庭的设置，而是与其它几个乡共用一个派出法庭，离F村大约二十里，单程车费大约3元，行程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乡司法所，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平时忙于应付一般的乡村事务工作，很少有纠纷被提交到这里来解决。
记者还了解到：F村所在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但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县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的或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专科和本科;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复员军人。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村民大多不愿法院打官司，觉得打官司又麻烦又花钱，自己又不懂法。村民说，写个状子得50元，还得坐车到乡法庭;大老远的去了不一定找得对地方，找对地方材料还不一定能带全，带全了还得排队。就是法庭判了，打赢打不赢也都得听人家的。
大多数村民表示，遇到纠纷还是最愿意找村民委员会或其他村级班子调解解决。相对于F村的总人口而言，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村干部主要包括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调解主任、计生专干、民兵营长和会计。调解主任理论上专门负责纠纷的调解，但是据村委会主任介绍，一般小事调解主任去，大事则大家一起。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住在同一个村。采访中，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均表示，村民如果有事找他们，“打个电话，捎个口信就可以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村里人都知道，而且村里的电话基本已经普及了。他们表示只要有人来找，不管风雨，都去。一般都是晚上去，或者“就着其他的人都有空的时侯”去。
但是也有村民认为村干部只能解决一些“小事”，“大事”解决不了，只会“往上推”，村民认为他们不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怕担责任”。
对村干部调节结果，村民一般还是认可的，但认为也有不公正的时侯。有时侯，村干部也会有偏心啊!有时侯即使当面调解好了，事后也有反悔的，也会不起作用。
村干部E说，近些年土地承包纠纷、财产纠纷有所增加，这些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解决起来也力不从心。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培训，了解相关政策，提高调解技巧，都靠自己琢磨。
村调解员A说，自己平时工作也很繁忙，调解村民占用很多时间，全凭热心和责任心，没有多少补助，有时侯还要自己贴钱。
很多村民指出，政府和法律管大事，出现严重的情况了才会来“管”。比如村民提到“只要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情况，村里、乡里、公安机关等会主动来维持局面”，“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上面就会来管。”
村干部D说，“近几年来，年轻人到外面找工作的很多，村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如果有大事，还是要找政府和法律解决。这也是农村社会的进步吧。一些村民也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村民们很多不懂法啊。”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地乡镇法律服务所形同虚设，只挂了个牌子应付上头。村里有一位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老人说，邻村一位村民，儿子与人斗殴被抓进了派出所，媳妇行为不便，这位村民在儿子被抓的当晚就背了媳妇到他这里来咨询怎样打官司。可惜周围懂法的人不多。
记者了解到，F村制定了村规民约，而且确实起到了维护本村秩序的作用。F村村规民约在制定之后，通常村委会领导班子会让全体村民签字，然后由乡镇政府进行指导，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会提出建议，最后由村民大会通过。基本上，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是在法律框架之一制定出来的，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传统习俗在村民发生纠纷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
F村一位干部记者讲了一个实例：在F村有这样一个习俗，中秋节的时侯，家家户户为了表示对嫦娥的敬意，会在睡觉之前放一碗水、菱角、水果和月饼在外面，等到第二天醒来，大人会将贡品收起来给自己家的小孩吃，这样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有一年，一家小孩淘气，把另外一户人家放在外面的贡品偷吃了，引起了主人家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纠纷。当时，这个纠纷就是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解决的。小孩的家长带着小孩去庙里敬香，以此向神灵和主人家表示自己的忏悔，结果，双方很快就和解了。
但是，年轻人对村规民约不怎么看重，有些还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