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完入党70周年的“生日”，89岁的他安详离世，走得坦坦荡荡。积蓄，全都捐了；最后一笔党费，老伴代交了，有1万元之多……这一生，他是那样简朴，又是那样富足，一生家国情，桃李满天下，留下了闪光的无字丰碑。他曾说，生活过得好，不是追求舒服，而是“无愧我心”。他，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布衣院士”。
生命最后的时光，卢永根躺在病床上，有些疲倦。可一说起当年入党时的情形，他眼中立刻发出明亮的光。“一个很小的房子，墙上挂着党旗。”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举右手，面向北方，延安就在北方，延安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1930年，卢永根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有电话、出门有汽车。11岁那年，日寇占领了香港，他被父亲送回广东老家避难，谁料想，这里也被铁蹄践踏。亲历了国土的沦丧，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苦苦寻求着希望和方向。1949年8月9日，卢永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老伴说，“他把入党那一天看成生日，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每年这一天，我都为他过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到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作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卢永根这样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党员，再校长，后教授。“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住院不久，卢永根和老伴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加，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我全程收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
卢永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的助手。“抗战时，丁老师带着水稻种、番薯种，一直逃难到云南，把种质资源保护下来。”卢永根十分敬佩。丁教授去世后，卢永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团队完成了恩师未竟的事业，保存了具有特色的野生水稻基因库，首次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观点。近些年，卢永根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1000多万亩，新增产值15亿多元。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姐姐苦劝卢永根一家移民，可怎么也说不动他。卢永根说：“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他在给留学生的信中写道：“外国的实验室再先进，也不过是替人家干活。”在他的劝导下，多名学生学成归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在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卢永根化用著名诗句深情表白。晚年，又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留在国内，他说：“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和宣誓，那自己要遵守了！”
走进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纪中叶。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蚊帐用的是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台灯是几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机坏了一修再修……“这些东西没有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还没有尽其用。”卢永根说，“床已经很好了，我们刚结婚时，4个条凳架上板子，就是床。”出门，80多岁的老两口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吃饭，叮叮当当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看到有学生剩饭，卢永根总忍不住提醒：“多少株水稻才能出一碗米饭？”
880多万元储蓄，老两口没有留给唯一的女儿，一分不剩，全部捐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教育基金”。这些壮举，卢永根说是“还”：“党培养了我，这是做最后的贡献。”老伴也说：“国家给了我们许多，我们用不完了，当然还回去。”不仅“还”钱，他们觉得连生命都是党和国家的，也要“还”回去，双双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布衣院士”卢永根走了，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不留财产、不留遗体、不留墓碑，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