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公立小学开学的9月1日，张老师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开学了，在垃圾场边的平房里，18名学生走进了简陋的教室。同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李某夫妇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则在一片荒芜的菜地里迎来了求学的孩子们。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就这样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这样的学校数量有限，仍有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不知道哪里有学上。
在某民办大学做管理工作的孙某为了让从农村接出来的孩子有学上，在郊区找了五六家公立小学。但是，校方要收取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这些高昂的费用让孙某发懵。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所以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很难逃脱被关停的命运。已有3年“办学经验”的秦老师说：“要拿办学许可证，必须有房屋产权证。可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只能租用别人的场地及房屋。别说我们拿不出房屋产权证，就连房东也拿不出，因为房东也是租的村里的地。”一度拥有1500多名学生规模的私立金星小学就是因为校舍所在地被拆迁，从此销声匿迹了。“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也不敢在硬件设备上加大投资。”办学人代某说：“艰难办学，最希望的是能有合法的地位，学生可以放心读书，老师也可以安心工作。”实际上这类学校的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往往春节一过，教师走掉一半。许多年轻教师都把私立学校当作跳板，一旦找到了合适工作，立马就跳槽走人。
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300多元的学费，12岁的陈某迟迟没有报到。和陈某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树人学校也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学已经一周了，还有100来名学生没来报到。校长既失落又无奈，“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
春节过后，8岁的乡村女孩儿张某在B市郊区的一所公办小学里迎来了新学期，但更多“漂泊”在市郊的农民工子女难有这样的待遇。“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带的饭菜到中午有点变味发馊，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心里就有点发酸。
“B市的公办学校，用的都是B市地方实验教材。将来考大学，因为没有户口，孩子还得回去考，怎么办？”从山西来B市打工的张某愁苦地问。考虑到这个因素，许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我妈妈很少给我零花钱，我也没有什么新文具，总觉得在班里抬不起头。”这是一个“有幸”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的孩子所遇到的尴尬。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乡下来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办学校里，都有孤独、自卑的感觉。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研究员表示，要警惕农民工子女心理“边缘化”倾向。他说，农民工子女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同学们的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这种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
2010年8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玉泉路打工子弟小学时，在学校黑板上写下的题词。广大人民群众都希望并相信在实施《纲要》的过程中，这美好的愿景会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