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要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存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最先被吸引住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小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入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的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佣其他的人为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儿，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嘛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地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