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节录：
（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小商贩和外来人员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的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杨雄指出，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上海市民谭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去了许多韵味。”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什么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认为在城市治理的问题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采访时说。周汉华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您认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李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性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的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的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作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根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要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